电源侧“电—氢”的单向氢电耦合应用也具有现实意义。在应用模式上，是“新能源-电力-氢能”的单向转化，在新能源出力高峰时期进行转化存储。从规模能力上看，根据中国氢能联盟研究院预测，2030年我国具备电解槽8000万~1亿千瓦的装机；至2060年具备电解槽5亿~8亿千瓦。

第二种方向是“氢—电”单向氢电耦合应用，应用模式是通过氢能电站协同掺氢/纯氢燃气轮机，在负荷高峰时提供顶峰作用。欧美国家顶峰应急电源以天然气发电为主，天然气发电调峰能力强、灵活机动，但我国属于“贫气”的国家，氢能则是天然气的“平替”乃至“上位替代品”。在规模能力上，随着技术成熟和产业规模化发展，氢储能参与顶峰发电将在中远期具备一定的市场空间。

第三种方向是“电—氢—电”双向氢电耦合应用。在应用模式上，在新能源大发或用电低谷时制氢，在用电高峰或新能源不足时利用氢能发电上网。氢能及其衍生品有作用周期长、规模大的优势，可成为抽水蓄能、电化学储能等储能技术的有效补充，联合配置，推动各类储能技术的协同发展。

最后，黄其励呼吁以氢电耦合为支撑，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。新型电力系统是新型能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我们要深刻理解把握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价值判断和方法论，分三步走，通过加速转型期（当前至2030年）、总体形成期（2030年至2045年）、巩固完善期（2045年至2060年），向着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稳步迈进。虽任重道远，但务期必成，唤起工农千百万，同心干。